信号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毫不动摇
5年来，金融改革与发展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重要位置，毫不动摇。
如何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这个问题一直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系列记者会上媒体关注的焦点。回顾5年记者会全文，能够发现围绕这一主题呈现三大趋势：社会关切的实体经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逐步拓宽，以及对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逐步加大。
早在2014年的记者会上，部长们就围绕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同年，银监会宣布试点民营银行。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营银行的重点是服务小微、服务社区功能。这是拓宽小微企业间接融资渠道的重要举措。2015年，部长们再次就相关问题给出进一步回答。2016年，随着创业大潮的兴起，媒体将“创业企业融资难”作为单独问题提问。这个问题获得央行两位行长先后回应：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与副行长潘功胜就对创新创业企业加大直接融资的服务力度进行了详细回答。
一方面，媒体关注的融资主体不断扩大：从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主体，到创业企业，再拓展中国经济创新领域。
另一方面，部长们回答中的“融资渠道”，从间接融资逐渐延展至直接融资，疏通资金的渠道逐渐完善，有效缓解了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此外，支持股权融资，提升实体经济直接融资占比，能够降低企业负债率，优化企业债务结构。降低了企业的风险，为企业长远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信号二：通过改革防风险，通过制度稳市场，通过监管治乱象
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成了贯穿5年记者会的“必答题”。5年来，“风险”一词反复出现128次。仅2018年的记者会上，“风险”一词就出现了47次。
金融风险如何防?怎么干?——通过改革防风险，通过制度稳市场，通过监管治乱象。
“防风险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一致的。”2018年，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记者会上这样说。
5年来，监管层围绕防风险的回答层面越来越深入，回答范围越来越广：从如何有效控制商业银行不良率、到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再到信贷政策和房地产金融风险、防风险和金融发展改革的关系……
近期央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初步测算，2018年我国杠杆率比2017年下降1.5个百分点，是2012年以来首次实现降杠杆。
此外，2018年，影子银行规模收缩了6%左右，通道业务、嵌套业务有所下降。银保监会数据也显示，截至2018年底，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较2017年末分别上升5.1个和0.24个百分点，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在增强。
近期出台的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措施的效果也在逐步显现，宏观杠杆率得到一定控制，资金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遏制，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可以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两会召开在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预测，金融风险仍是今年全国两会关注的一个重点。
信号三：金融业对外开放 顺时而为 顺势而为
每一年都有记者围绕“对外开放”提出问题。2018年的记者会上，“对外开放”一词出现的频次达到48次，成为5年来最高。
为什么呢?
从国际化角度看，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通实施，资本项目开放在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跻身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大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逐步成熟。
从国内改革发展角度看，近年来，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央行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组建中国银行(3.90 +1.56%,诊股)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改革和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奠定了监管基础。
顺时而为，顺势而为。2017年11月，外交部对外宣布，中国将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
2018年3月，周小川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准备了很多年，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这方面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放松外资机构的准入标准是否意味着放松监管?
现任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的记者会上表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是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这样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仍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信号四：货币政策九年稳健 不搞大水漫灌
近五年，货币当局多次在记者会上释放 “不搞大水漫灌”的政策信号。
对于货币政策，周小川曾在记者会上解释，在语言描述上有五个大的范畴：“宽松”、“适度宽松”、“稳健”、“适度从紧”、“从紧”。早在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由“适度宽松”转变为“稳健”。
2019年，是中国第九年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但近几年，有声音质疑，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执行时却成了实质性宽松。有记者对此提出疑问：央行在实践操作中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达到了宽松的效果，为什么坚持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发生变化?
周小川回应称，货币政策的五个范围从文字上，覆盖面较大。在每个范畴内，可有灵活性的调整。“但是从一个提法换到另一个提法，这个台阶一般是比较大的。”他强调。
2018年，有记者围绕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表述进行提问：“松紧适度”是否意味着“开闸放水”?
易纲重申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他强调，看货币政策的松紧要从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和支持创新领域两个维度来看。易纲表示，从流动性角度讲，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稳定。
“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已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伊始，央行宣布，1月份两次降准共计1个百分点。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就此转向。李克强总理指出，一个月内两次降准，既是顺应市场主体的强烈呼声，也因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比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都高，在这方面有充足的空间。
信号五：在互联网与科技渗透下 消费者保护不容忽视
5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渗透推动金融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提问，都受到了部长们的重视——有半数相关问题获得了多位部长相互补充回应。
2015年，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办法的提问，获得了周小川与潘胜功两位部长的回应。2016年，关于P2P平台首付贷产品的提问，再次获得周小川与潘胜功两位部长的回应。2017年，第三方支付的问题，获得周小川与范一飞两位部长的回应。同年，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相关问题，获得周小川与易纲两位部长的回应。2018年，围绕金融系统技术创新和数字货币的三个相关问题，均得到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亲自作答，且回答总字数达2704，占当年记者会全部内容比重超过18%。
与此相关的内容，有一点值得注意：“消费者”一次被频繁提及。
2016年，“消费者”被提及2次;2017年，“消费者”被提及4次;2018年“消费者”被提及8次。以上14次，均出出现在该相关主题的回答下。
在2018年，周小川直接点出了新技术运用前“一定要考虑跟消费者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了“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消费者教育或投资者教育”。
今年1月，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关于2019年工作部署中，出现了“制定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与监管规则，加强金融科技应用与管理。”
规划的具体内容尚未对外界公布，但可以预期的是，规划中必定会出现涉及消费者保护的相关内容。
